母语与父语

作者：黎荔

口语，日常口头交谈时使用的语言，属于或适于日常会话的通俗语言。书面语，人们在书写和阅读文章时候使用的语言。

在中国古代，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即使先秦时期《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浅白易懂，本身源自民间，猜测与当时的口语应该差距较小，但是，也不能说当时的口语就完全与书面形式相同，尤其是诗歌，毕竟有节律押韵的问题，当时的诸国百姓怎么可能一张嘴就出口成章、朗朗成韵？所以，《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多半是黄河流域经过文人润色后的民歌谣曲，可以说是介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语言。

从西周初年分封诸侯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七八百年间各地语言文字都出现了很大分化，唯有统一语言文字，才能有效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秦王朝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嬴政不仅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且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彻底结束了自东周以来各国纷争、分裂的局面。其中“书同文”的政策，正是针对当时各国的“言语异声”。也就是说，从秦开始，书面语就和六国的口语甚至和咸阳城以外地方的口语都脱节了。书面文字统一，使得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的传播有了基本的条件，历代统治者都将“书同文”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措施，“正名”、“制名”作为“书同文”的一部分，都是为了统一书面语。中国历史上经历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统一时期，也经历过春秋战国、六朝、五代等分裂阶段，而始终保持国家之统一和文明之延续，与“书同文”的理念和举措有着重要关系。

古人十分明白，文字是人为制造的，自然也可以人为改变以达到统一；但口语是自然形成的，试图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实现不同方音的统一，显然是不可能的。大一统国家要求的是“书同文”，也就是书面语的一致性，因为这有利于交流与统治，但从来没有要求过“语同音”，因为在古代这不可能做到，到了现代社会，普通话的普及率虽然超过70%了，但在农村和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率还是很低的。因为各地方言不一，也永远不会一致，因此汉语书面语与口语从来都不一致，也永远不可能一致。从古到今，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言白分离几乎是历史的必然。

汉字是象形文字，本身虽然不以音符为唯一造字手段，但是仍然采用了声符造字。汉字中有大量的形声字，本身就意味着造字阶段汉字与口语语音存在一致性。但汉字和拼音文字相比具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即便语音改变，无需改变字形。汉字与口语有所关联却并不死板挂钩的造字方式，正是它超越单纯的象形文字和单纯的拼音文字的地方。语言文本的价值就在于更大的覆盖面、更稳定的信息体系。语言文字就像货币是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一样，是信息的一般等价物。作为流转和传播工具，语言文字必须要准确稳定、覆盖面大。汉字正是适应了这一基本要求。因此，我们很容易解释这一现象：中国这样山地比例很大的地区，却形成了统一的国度，欧洲那样平原比例更高的区域，却四分五裂，冒出了无数种同源语言。拼音文字以音符为唯一造字手段，与语音高度挂钩，无法做到言白分离，在语言分歧破碎的基础上，分裂自然成为了欧洲社会的历史常态。

我们中华民族既然以言白分离为代价，达成了源远流长的文化共同体、民族大一统，也就意味着，每个中国人其实有两套语言体系，一套是口语，以语音为载体的语言形式，一套是书面语，以文字为载体的语言形式。两套语言形式既有关联又彼此分离。从语言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口语是第一位的，书面语源于口语，是第二位的。从语法角度，口语比较简单、非正式、语法简单，主要以短句子为主；而书面语比较严谨正式，句子结构比较复杂，句子偏长，复合句较多。口语是听的语言，书面语是看的语言。口语在生活的洪流中变化无常，有其特定语境，约定俗成的使用习惯，同时又随机组合，不断创化，原汁原味，野腔野调，我们都是在不知不觉中习得和运用。而书面语呢，是口语的成熟阶段和经验总结，一种保留下来经过筛选、提炼和雕琢的表达，听懂、看懂书面语不容易，为了听懂、看懂书面语，我们必须要阅读、学习、接受社会教化。学会口语我们要出生一次，学会书面语我们必须再出生一次。前者是母语，后者是父语，母语让人拥有自然生命，父语让人拥有社会生命。

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用民间口语和外来翻译语来再造业已陈词滥调的中国书面语。“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胡适身体力行尝试口语化的新诗写作，“变得很自由的新诗”，就是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写口语。1920年，胡适新诗集《尝试集》的初试啼声，意味着在一片荒芜中树起了新诗的旗帜。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乃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革故鼎新的良好愿望，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除了格律，充满诗意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也被一起“推倒”了。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至今，中国新诗已走过了百年历程，但依然不是成熟的民族语言形式，大众还是喜欢唐诗宋词多于现代汉诗新诗，很多人觉得新诗单薄、松驰，缺乏质感，不复古诗的那种精致细腻。新诗拥有了生长于这个时代的口语的滋养，获得了母语的生命力，但是，还需要有文化意蕴的、值得长久琢磨的书面语的滋养，也就是父性的语言锻造。这个过程是艰难的，没有个一两百年估计完成不了。新诗依然还在路上。

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网言网语”也是如此，“网言网语”可以说是一种介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语言，兼有口语与书面语两类语言的特点。在即时反馈的社交媒体中，大家的网络发言，多是围绕着一个话题，有一种特定的情境，彼此都明白的东西，大可不必绕弯弯，于是网言网语有着简洁、明快的特点，词汇多通俗、时尚，句子多比较简短，而这也正是口语的风格。虽然网络语言是以书面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无论是从交际领域还是从语体风格来看，都更接近于口语语体而迥异于书面语体，我倾向于认为网络语言属于口语语体。在互联网生态中，网言网语是公共言论广场中公共议题的一部分，网友之间彼此只能看到文字，而非面对面地交流，如果真要有话好好说，以理服人，就必须要有充分的、富于逻辑的阐述。公共讨论议题通常也往往比较复杂，亟需书面语的逻辑讲理辨析，但网络口语化的生态却没有培养出网友这样说理的能力，争论最终往往变成了一地鸡毛，变成了情绪宣泄，变成了站队和骂架。1995年5月17日，中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正式开启了互联网时代，世界排山倒海而来，中国也翻越长城走向自身波澜壮阔的国际化运动，迄今整整26年。26年征程的网络语言，与走过百年的汉语新诗一样，在历史长河中还是弹指一挥间，依然是不成熟的、尚在路上的民族语言，已经解决了母语问题，但尚未解决父语问题。

哪怕汉语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加持，还有百年的语言现代化进程，包括新世纪以来的互联网高速发展，它的文白分离也只是相比其他历史时期变小了，但依旧存在。现代是双语言时代，二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在语言工作上，它们面对两项任务：一方面要建设国家共同语，另一方面要使用国际共同语。日常生活和本国文化用国家共同语，国际事务和现代文化用国际共同语。中国的双语言问题更复杂一些：在国际语境，指会说中国话，又会说英语，这是国际双语言；在国内语境，指会说方言，又会说普通话，这是国内双语言；在语言构成上，指既会生动活泼的口语（包括网言网语），同时也会精密准确的书面语表达，这是语言内部的双语言。

中国人已经逐渐实现了百年来的理想：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汉字的简便化、注音的字母化、语文的电脑化、术语的国际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千锤百炼的成熟现代汉语的最高形式——现代书面语，依然在历史的艰难生成过程中。精确用词，正确组合，大胆创新，既能表达意思，又能获得审美愉悦的现代汉语，既有丰富的节奏，合适的语气，又有灵动的连接和起承转合，这样的精美汉语依然是相对匮乏的，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传播和被人接受，依然是相对不足的。现当代中国还缺少炉火纯青地遣词造句的语言大师，他们能够如莎士比亚那样对早期现代英语词汇的形成和发展做出无人可及的贡献，使嬗变中的民族语言的词意和句意得到了扩大，使其表现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在我们这个口水横飞、诗意和美感匮乏的年代，一个人要使尽洪荒之力，让其语言创造顺应并超越他所处时代的语言表现，这当然是很难很难的事。汉语是形象与情感的语言，在唤起共鸣方面比较强，若所涉及观念在交流双方头脑里既已存在，汉语就能用极为简练的词句完成表达，比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短短几句，就以措辞之优雅、情感之充沛，给善意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让人感受到随物而至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身处复杂巨系统的现代社会，当需要用一个稍稍复杂的结构来表达新观念时，传统汉语就往往显得笨拙而不精确了，歧义陷阱多，且不容易处理。看看当下网络表达的种种辞不达意，围绕热点话题的种种是非纠缠，就知道还要走过多少道路、翻越多少山河，才到抵达父性的语言，抵达成熟致密的现代汉语书面表达。优秀的汉语的样例是什么样的？我们以一句杜甫诗为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感、词句和意义都非常明晰，既能表达意思，又能获得审美愉悦，既有口语的清新，又有书面的文雅，同时又合律，充满了写作者对语言的控制力，写出这个才算真本事，这一定不是野腔野调可得之，而必然是刻意训练与努力提炼的结果。“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杜甫”、“李白”还跋涉在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道路上、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是的，最美妙的、最出类拔萃的现代汉语，还隐藏在瞬息万变、聚散不定的口语背后，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我隐约看到它们的萌芽，那些浸透着强烈情感力度的形象，那些幽暗的闪光和奇异的线条，时而流动时而停顿，正像熔化的金属尚未找到一个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