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愤酿出大祸！上海一男子偷录妻子出轨证据，怒杀男同事

“你好，我杀人了，你们赶紧过来吧！”上海一男子和妻子在同一家工厂工作，无意间发现妻子和工厂男同事出轨，愤怒之下持刀将同事杀害，之后打电话报警。

据法嘴嫌疑人张某讲述，他与妻子在同一个厂里工作，偶然间发现妻子与一名男同事关系暧昧，男同事甚至用妻子的照片做头像，还给妻子发短信：“想你饺子和身体的味道！”

张某发现此事后并没有声张，而是在家中放置录音手机，录下妻子出轨证据。随后，他在查看证据时，发现妻子还给对方说：“我可以要你的人，不能要你的钱。”

张某听到这里顿时怒了，他一气之下持刀将同事杀害，之后打电话报警。

激愤酿大祸，奸情出人命！情杀案是故意杀人案中一个比较多的类别，这起案件同样是因出轨引发，所以说，做人还是要厚道，不爱了可以离婚，但不能伤害。

对这起案件而言，张某肯定是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众所周知，故意杀人罪，应当优先适用死刑。在有从轻、减轻，或者有其他不必死刑立即执行的情节时，才会依次考虑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判罚。

这起案件中，可能的从轻情节就是被害人过错。

被害人过错并不是一个法定的从轻情节，但被害人过错，可以酌情从轻却取得了法律界的共识。

这是因为，《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在被害人有错在先时，表明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相对较轻，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所以可以酌情适当从轻处罚，以实现罪刑相适应。

但被害人过错的适用也得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

首先，被害人过错具有相对性。也就是说，只有被害人过错的被害人犯罪时，才能予以考虑。其他人实施犯罪，则不能考虑。比如说，张三妻子与李四出轨，隔壁王五听说后，义愤填膺，将李四杀死。在这些情况下，就不能考虑被害人过错。

其次，被害人的过错必须是违法或违背社会公德的。这是判断被害人有无过错的依据。

再次，被害人过错必须达到一程度。轻微的不错也是不能考虑的，必须过错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在量刑时才能予以考虑。比如说，张三在路上不慎碰了李四一下，李四将张三打伤。虽然说张三确有过错，但这种过错非常轻微，在对李四的量刑时当然不能说张三有错在先。

最后，被害人的过错与犯罪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也就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比如说，张三妻子出轨李四，张三知晓后与妻子离婚。几年后，张三偶然听说李四十分有钱，遂心生恶念，找到李四索要钱财，被拒绝后，将李四杀死。这就很难认定李四与张三前妻偷情的行为，与张三犯罪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在这个案子里，男同事与张某妻子偷情的行为，显然是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属于严重的过错。而张某在得知此事后，愤怒之下，做出不理智的举动，犯罪与男同事的过错也具有因果关系，因此男同事的行为符合被害人过错的要求，在对张某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