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粤东客家小镇，是回故乡的必经之地。
驱车经过小镇时，那排似曾熟悉的房子映入眼帘,我减速后把方向盘转向右边，小车缓缓地靠边停了下来。
望着眼前这座二层楼房子，黄褐色的墙体，墙皮已斑驳脱落，墙面凹凸不平。房子门前芳草萋萋，满目荒凉。
这座破败不堪的房子，原是一个基层银行营业网点，网点早已撤并，人去楼空，留下一座荒废的空房子，一段已被人们渐渐遗忘的历史……
那一年，省银行公开招聘干部，通过参加考试，我被录取为银行干部。到县银行报到后，我被分配到最基层的小镇营业网点。
背着行囊，我走进小镇，开始了我的金融职业生涯。
那时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正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小镇，几家企事业机构是健全的，银行、信用社网点与财政、工商、税务（那时国税与地税还是一家）、邮电（邮政与电信也尚未分家）办公楼连成一片。对面是供销社、粮所、食品的办公楼和其辖属门市店面。
小镇很小，工厂企业不多，商家少，商业气息不浓。
显然，小镇经济落后，在全县各镇中居下游水平，以至多年后，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专业银行向商业化转轨，全市撤并低效网点，小镇营业网点毫无悬念地被列入第一批撤并之列，纯属意料之中。
小镇的经济、商业状况决定了金融业的业务量很小。前台业务，无论是转帐结算、联行往来，还是现金流，业务发生额都很少。空闲的时间多，觉得无比空虚无聊。
小镇没有影院，更没有图书馆，只有一条短而窄的街道，在小街悠悠地转一圈不到十分钟。每当夜幕降临的时侯，所有商店关门停止营业，户外漆黑一团，只有几家办公楼的窗户照射出微弱的灯光，小镇便过早地沉寂下来。
望着冷清的小街，寂静得令人郁闷、惘然。
为了打发漫长的夜晚，我一边看书，一边默默地写作。那时我写作并没想到发表，纯粹是一种喜欢，更多的还是为打发寂寞的夜晚时光。
就在我对小镇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感到郁闷，对未来一片迷惘时，我认识了冬子。
那是在镇团委召开的团代会上，我作为银行、财政、税务、工商条线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团代会。
会议召开前，镇团委书记小王提议让我唱首歌后，才宣布会议开始。镇团委一直有个光荣传统：每次召开团代会，都有会前点歌、分片拉歌、或者全体代表大合唱，先把会场气氛活跃起来，再进入会议各项议程的习惯。
小王是我读高中时的校友，比我高一届，也是中学文艺宣传队的队友。在宣传队时经常一起排练和演出，所以很熟悉。小王话音刚落，会场上喝彩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暴雨般的掌声在会场四周响起，认识我的代表们不约而同朝我望来。
盛情难却，我只好从座位起身走上舞台，向主席台的小王走去。接过小王递来的麦克风，我唱了一首加拿大民歌《红河谷》：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
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
一曲下来，观众席上掌声雷动。
我读高中时，在学校文艺宣传队跳过民族舞，唱歌歌声不算好，加上没有音乐伴奏又是清唱，觉得观众掌声纯粹是对我的鼓励。
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好长时间，我一次又一次地谢幕。
因会前唱了一首歌，引起代表们多些关注的目光，其中就有冬子的目光。
分组讨论时，我和冬子同一小组，他主动跟我打了招呼:“认识一下，我叫冬子，在镇中学任教。”
原来是邻居，我也愉快地作了自我介绍。
这时小王来到我们小组。“最近在写什么新作？”小王问冬子，似乎和他很熟。
“一个中篇小说，还未脱稿。”冬子答道。
我暗吃一惊，没想到除自己外，小镇竟还有人在写作。几天来我都不曾注意过他，这才认真地打量了他一眼。从外表看去，他长着一张大众化的脸庞，隐在人群中并不抢眼，是个看过一眼后很难记住的脸庞。
团代会结束后，我渐渐把冬子淡忘了。有一天晚上，同事老刘的儿子的班主任来家属宿舍家访，那班主任正是冬子。镇中学就在银行办公楼后面，中间相隔不到三百米。冬子家访完后，顺便到我宿舍坐谈。
后来冬子频繁来家访，他家访的时间不长，但在我宿舍呆的时间不短，我和他已很熟悉，言谈中得知他是省城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大学毕业生，文学学士，一个有才华且很上进的青年教师。
那晚我正在宿舍埋头写作，那时写作叫“爬格子”，不像现在用电脑敲键盘。冬子突然来访，我来不及收拾写字桌面的稿件和书籍，他一眼瞥见了我在写的稿子，还有桌面的文学类书籍。
“你也在写作?”冬子似乎很意外。
“让你见笑了。”我边说边收拾稿件，准备塞进抽屉里。
“能让我看看吗？”他把手伸了过来。
他看稿很认真。看完后，他问我：“你发表过作品吗？”
“没有，我没想过投稿。”我说的是实话。
“写作只为作者本人欣赏，这没多大意义。从这篇稿看，你写作基础很好，完全可以修改一下，投出去看能不能发表。”停了一下，他又说：“如果你有决心走文学这条路，就应该和县文化馆的编辑老师多联系，这样才能取得他们的帮助。”
接着，他象遇到知音似的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他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谈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从夏洛蒂的《简爱》谈到艾米莉的《呼啸山庄》，从萨特的存在主义谈到培根的论人生主义……
他说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双眼熠熠闪光。他是个文学底蕴深厚的语文教师，我见识了他的才学。那晚他坐到很晚才离去。
那段时间几乎每天晚饭后，他都会来我宿舍，而一来就是整晚，兴致勃勃地说个不停，迟迟才归。
就算我再迟钝，也感觉出来了，他那熠熠闪烁的眼光，让我不敢面对，那是一束灼热烫人的光芒。
我开始惶惑不安起来，觉得要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在每天晚饭后，赶在他到来之前，提前离开宿舍，到外面行走。
小镇真是小得可怜，无处可去。我只好沿着小街走了一圈又一圈，无论我在小镇的任何一个角落，冬子很快就能找到我，每次冬子找到我时，总是抑制不住的高兴，而我总是哭笑不得。
我决定安排休假。连续上班两个月后，我把两个月的假期一次性休完。
八天假期结束后，我又回到小镇。
回到单位，老刘在办公室。见没其他人，老刘对我说：“你回家休假没告诉冬子老师吗？他天天过来，找不到你他急坏了，总是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怎么说好。也许是我面露难色，老刘没再问下去。
那天下午我刚下班，走出办公楼门口，冬子忽然出现在我面前，吓我一跳。
“你总算回来了。”他看见我眉开眼笑，随即怪嗔起来：“回家休假也不告诉我一声，真不够朋友。”
我隐隐不安，反复斟酌着怎么和他说，既让他明白又给他保留面子。
“你不必这样，你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记得吗?”他笑着打断我的话。
我不加思索地说:“星期三呗。”
“仅仅这些吗?”他仍在笑，那神情分明在嘲笑我的健忘症。
我想了老半天，怎么也想不出与那天有关的事情。
“把自己的生日忘了。”他摇头晃脑得意地说。
经他提醒，我想起那天是我阳历的生日。按家乡人的习惯，生日是按农历。奇怪，他怎么知道我的生日时间？
“走吧，我请你吃饭，庆祝你的生日。”他对我说，“还有，我刚发表一篇中篇小说，今天收到了样刊和稿费。”他扬了扬手中的杂志。
我这才注意到他手上的杂志，“哦，与其说庆祝我生日，倒不如说祝贺你小说的发表。恭喜啦，你请客我同意。”我和他都笑了，边笑边说着朝饭店走去。
在饭店坐下后，我拿过他带来的杂志，翻开他写的那篇小说看了起来。我随即被小说中那精巧的构思，曲折的情节，感人的艺术力量所折服。
说实话，他是个才华横溢的才子，不错的文友。那时，大学生稀少，在小镇更是凤毛麟角，他的确是个优秀的人才。
我们谈作品，谈文学，谈得甚欢。我真心实意地夸赞了他的作品，还有他为人热情的性格，他掩饰不住喜悦之情。
我们边吃边谈，吃了两个小时，他心里高兴，喝了不少酒。
从饭店出来后，夜幕已笼罩小镇。
一顿很开心的晚餐，本该到此即止，给我们继续留下愉快的明天。
要是饭后我们各自回家，也许就没有后来发生的糟糕的事情。糟就糟在晚饭后，冬子感到意犹未尽，他提议一起散步，而我头脑一热竟同意了，完全预料不到，人在酒精作用下，会壮胆做些平时没胆量做的事情。
我压根儿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件令人难堪的事情。
我和冬子在中学校园绿荫环绕的林荫道上散步。
朦胧的月色下，静谧的校园，不见一丝声音，只有暗绿的树冠，在微风中轻轻地随风摇曳。金黄色的花蕊，散发出一阵阵淡淡的清香。
冬子那晚多喝了几口酒，加上作品发表后的亢奋，或许还有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夸赞了他。他的精神很兴奋，话也越来越多。
他忘形地伸手搂住我的肩膀，往他胸前一靠，我愣了一下，马上警告他，他不但没放我，反而俯下头，把滚烫的脸颊贴着我的脸颊，像一对喝醉了的哥们搂着肩贴着脸。
这一举动让我恼羞成怒，我一下失去理智，想也没想就扇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我朝他吼骂:“你混蛋，你干什么……别以为你发表了作品就自以为了不起。你这个混蛋！”
我当时气急了不知还说了些什么，我的样子一定是凶巴巴像个母老虎，他被我吓呆了。
他胆怯地望着我，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一耳光把他的酒精扇醒了。
我像个“受害者”似的头也不回地独自离去，留下他一人在林荫道上发呆。
那时并没想到，在林荫道上散步的不愉快，是我和冬子最后一次见面。
我当时也闹不清自己扇他耳光、吼骂他是为了挽回被侵犯的“尊严”，还是什么意思。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不爱他，尽管和他很要好，但仅仅是好朋友而已，并非那种亲密的男女朋友。
那时我太年轻了，还未涉足情场，觉得冬子并不是我生命中的那个人。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在生冬子的气，他没有再来找我。
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太不近人情、太过分了，我伤了他的心，我不该那样粗暴地责骂他，还扇了他耳光。他是个有才华有潜力的作者，我真怕他从此后变得自卑、消沉，甚至挫伤他的创作热情。想到此，我寝食难安。
这是令人感伤的事情，邂逅生命中第一场情感，尽管我无意伤害人家，但事实上把人家伤害得很惨重，我无比的懊悔。
我几次想去找冬子，向他解释、道歉，以释去我心头沉重的负荷。我知道他是个不记仇的人，误会解除后，我和他仍是好朋友。
也许是自尊心在作怪，我最终没有去找他，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上级调函要离开小镇，调到县支行工作，这才下了决心去中学找他，不管怎么说，我应该向他告别。
刚走出办公楼大门，老刘的儿子小刘交给我一封信。
小刘对我说：“蕾姐，这是冬子老师给你的信。老师刚刚离开这里，我和同学们到车站送他，他哭了，他说真不想离开小镇。”
什么？他离开小镇了？我一下子懵了。
“阿蕾，对不起，我一直为那晚的事后悔不已，几次想去向你道歉，但终没有勇气。我要离开小镇去深圳，这一别不知还能否再见面。我真想向你告別，但一想起那晚你发怒的神情，我怕你不理睬我。我想对你说，二十多年来，你是第一个闯进我心灵的姑娘，我忘不了你！”我的眼泪止不住扑簌簌地掉在信笺上，字迹模糊了……
我飞也似的奔向小镇车站，抱着一丝希望，兴许他还逗留在车站。我赶到老城区车站后，焦急地在人群中寻找他的身影。我追赶着一辆刚刚开出的班车，用尽丹田之力，大声呼喊：“冬子……快回来……”
也许是我颤抖的声音足够响亮，已开出的班车窗口探出好几个脑袋，我扫视了一遍，没看见那张熟悉的脸庞。
冬子真真切切已离开了小镇。顿时，一股酸楚、惆怅、懊悔一齐涌上心头。
我伫立在秋风萧瑟的寒风中，像丢了魂似的，再也忍不住扑在路边的樟树上，任凭泪水嗒嗒滴滴掉落地面上……
站在办公楼的二楼，透过玻璃窗，眺望着窗下的中学校园，还有那条与冬子一起走过的林荫道，然后与同事们一一告別。
冬子离开小镇的第二天，我也离开了小镇。
调到县支行上班不久，县文化馆的蔡老师，日后的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市作协蔡主席到单位找到我。冬子在离开家乡到深圳前，向县文化馆的老师介绍了我，使我得到了文化馆蔡老师、张老师的帮助和悉心指导。不久，我的处女作小说发表。
生活的河流，在转过几道弯后，把我也带到了深圳。
多年后，因工作调动，我调到深圳市某国有金融机构。
到深圳上班不久，旅深的家乡老友获悉我调来深圳的信息，便组织了旅深老友见面聚会。
在深圳中心区大中华，见到了许多久违的老友，唯独没见到冬子，我只觉隐隐的遗憾。
大家欢聚正欢，当年小镇的团委书记小王，已是深圳一家知名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他把我悄悄地叫到一边，对我说，冬子失去联系了。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不知他的确切信息。
小王告诉我，他比冬子晚一年来深圳，刚来深圳前几年，他们时有相聚。冬子刚来深圳时，起初在龙华一所中学教书，后来辞职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经营几年后，广告公司亏损，公司倒闭。小王想让冬子到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当时公司规模还很小，冬子说考虑一下，但他一直没有到小王的公司。再后来，冬子对小王说想乘年轻出去闯一下。
深圳房地产快速进入黄金时代，小王没日没夜地忙于事务，渐渐地与冬子联系少了，后来失去联系，听说他去了香港，也有人说他从香港出国了，他究竟在深圳还是去香港或是出国，没人知道。
小王还谈了冬子刚来深圳时的情况。
“那时冬子情绪很低落，一次两人一起喝酒，冬子酒后吐真言，他心里痛苦，我这才知道他是失恋才来深圳。我曾劝他，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况是深圳。他伤感地对我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很震动，能感受到他的伤感和无奈。”
我轻抚一下眼角，把溢出的泪水悄悄抹去。
“冬子一直没说那女孩是谁。在小镇时，我知道你俩走得很近，能把冬子伤得那么深的人，我猜到是你。”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开始，并不存在失恋，是我欠冬子一声道歉。”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办公大楼的正门，是深圳繁华的金融街。俯视楼下车水马龙的深南大道，我有时会想：冬子会不会从门前的深南大道驱车经过？
我曾置身人头攒动的地铁，在潮水般流动的人流里，有时脑子一闪：冬子会不会也在其中？
一次与朋友去华强北，看见一个背景极像冬子的人，我丢下朋友，来不及解释，追着人家走了两条街，直到那人回眸一望，这才知道认错了人。
原以为，流逝的岁月将渐渐冲淡我对冬子的愧疚之感。我在报刊平台上每发表一篇文章，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冬子。
“写作只为作者本人欣赏，这没多大意义。”这是冬子对我说的话，激励我投稿，发表文章。那张曾很难记住的脸庞，却仍那么清晰、那么顽固地又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扰乱着我的思维，使我不得安宁。
把我引入文学道路的冬子，那个才华横溢、发表很多作品的冬子，现在过得怎么样？是不是还在创作？在深圳还是已离境出国了？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甚至在想：也许有一天，他会看到这篇文章。那样，冬子便已知道，在他离开小镇后，我一直在寻找他，向他作无穷无尽的追悔，我欠他的一声道歉，我要对他说的话，全在文章里。
众里寻他千百度，他却消失得无踪无影。
我相信，茫茫人海不会把他湮没，终有一天，他会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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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感情往往都是当局者迷，找人开导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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