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神的女儿”：男性专家文化，如何将女性排斥于学术圈外？

7月31日，“平安北京朝阳”在微博发布通报，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目前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侦办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此前吴亦凡被举报多次诱骗女性发生性关系，其中更涉及未成年人。

消息一出，各大社交平台的网友们都仿佛过年一般扬眉吐气。这一事件的发酵过程也让我们看到，面对种种性别霸权言论与严峻的处境，女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敢于发声、敢于抗争。

事实上，这样的抗争，也发生在学术圈。长久以来，女性总被贴上这样的刻板标签：不擅长科学研究，更擅长学文科，不擅长学理科，更擅长记忆，却不善于逻辑思考......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们却没有进一步想过，是否正是因为这种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和大众观念，才使得女性在科学研究领域面临更多的限制、更大的阻力？

“从1901年到2016年，共有911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女性只有48位，这些女性获奖者中有16位是诺贝尔和平奖，14位是诺贝尔文学奖……”英国科学记者安吉拉·萨伊尼在写作《逊色：科学对女性做错了什么》一书时做了这样一项统计。

“英国皇家学会1660年在伦敦创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机构之一，但它直到1945年都没能选举出一位正式的女性成员。”萨伊尼继续写道。

对此，斯坦福大学科学史教授隆达·席宾格打趣，“近三百年来，英国皇家学会中唯一永恒的女性存在，便是一具保存在学会解剖储藏室的女性骨骼。”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在科学发展史上，女性若不是全然缺席，至少也是人微言轻的。对于这种现象，不少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由于男性和女性的天赋差异，或是天职差异：以理性、客观、进步为特征的科学事业，毫无疑问属于男性；而“感性、主观、情绪丰沛”的女性，则更适合家庭、教育或者服务性职业。

另一方面，在由男性制定规则的科学研究领域（比如曾经的英国皇家学会），研究者只能看见、只会认可男性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而女性以另一种形式取得的成就、作出的贡献却被选择性忽视，排除在所谓“科学”之外。

18世纪至19世纪，植物学与博物学在英国的发展，就足以说明问题所在。女性科学爱好者被限制在其他领域之外，只留植物学可供探索；她们为植物学、博物学文化贡献良多，却始终不被“科学史”认可。在《花神的女儿》一书中，加拿大约克大学荣休教授、阿特金森学院女性研究中心创始人之一安·希黛儿用翔实的证据，重新打捞了女性为推动植物学发展、传播作出的努力、取得的成就，并借此说明，所谓“科学”，对女性做错了什么。

撰文 | 肖舒妍

《花神的女儿》，作者: 【加】安·希黛儿，译者: 姜虹，版本: 壹卷工作室｜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点击书封可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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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神的女儿”：

植物学是贤妻良母的点缀

在欧洲启蒙时期，“科学”作为一样时髦的新兴事物，如同时装、棋牌和茶点一般成为了大众休闲文化的一部分。而女性，就像成为时装、棋牌和茶点的消费者一样，也被培养成了科学知识的消费者，不少书刊都专门为“美丽的女性”普及当时的科学知识。

科学推崇者们向女性推荐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化学和博物学，作为她们道德教育和修身养性的活动。他们认为，科学可以根治她们的轻浮，让她们远离危险的牌桌，学习科学的女性会更加健谈，也会成为更成功的母亲。

而在众多科学之中，最适合女性学习的无疑是植物学。

有作家从美学的角度认为植物学符合女性美丽、优雅或娇弱的气质，《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的一位通信者宣称“照料外来植物不仅是女性更为特殊的职责所在……比起男性笨拙的双手，女性灵活的纤纤玉手才能做得更好……这种细活儿以绅士们的细心程度是难以达到的”；

其他人则从教育的角度认为，植物学是达到虔诚、健康的一种方式，也是远离肤浅活动的一种方法，它更适合女性“在田野、树林和父亲的花园里学习……也更有利于她们身体锻炼”；

还有人将植物学与探究昆虫与动物进行比较，认为植物学没有残忍的杀戮和解剖……

这些学习植物学的女性，被安·希黛儿称为“花神的女儿”。

《花神》伦勃朗于1634年创作了这幅布面油画，画中的花神形象装扮者是他深爱的妻子。

无论是在古罗马文学还是宗教神话中，花神弗洛拉都是自然、生育和春天的象征。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将她称为“花之母亲”，歌颂她的美丽、性和生殖力量。他笔下的弗洛拉代表了西方文化传统中一种主流思想：女性与自然和身体联系在一起，而男性与文化和精神联系在一起。

类似地，18、19世纪英国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将她们与身体化的自然、生殖与母性联系在一起，而自然又与女性仪态、谦逊和纯真等品质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文化关联为女性参与丰富多彩的植物学活动铺平了道路。

受到父母、老师和社会评论者们的鼓励，花神弗洛拉的英国女儿们活跃在植物学领域，积极发展自己的兴趣。她们阅读植物学书籍，参加相关的公共讲座，与博物学家通信，采集本土的蕨类、苔藓和海洋植物，绘制植物画，为了深入学习而制作标本集，学习显微镜的使用。当然，一旦有更为重要的家务等待她们完成，她们就必须立刻放下手中的植物。

以夏洛特皇后命名的鹤望兰（Strelitzia reginae）。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妻子夏洛特皇后是其中最显赫的例子。她喜爱花卉和园艺，受过专业的植物学指导，和国王共同赞助了邱园（英国皇家园林，至今仍是世界最著名的植物园之一），拥有专属的标本馆，林奈学会（为纪念植物学家林奈而成立的学会，后文将详细介绍林奈其人）的主席曾被邀来帮助夏洛特皇后管理标本，并指导皇后和公主们学习植物学知识。甚至，还有马屁精用夏洛特皇后的名字命名了一种刚引进到英国的鹤望兰，“向当今大不列颠皇后的植物学热情和知识致敬。”

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像。

就连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也曾专为女性写过一本植物学科普，名为《植物学通信》。在书中他写了8封信，指导一位年轻母亲学习植物学，从而使她可以教导自己年幼的女儿。这些信件对于英国植物学文化尤其重要。出版社将其翻译成英文引进，使得“英国美丽的女同胞和没有受过教育的男同胞们可以阅读。”

但在当时的英国图书市场，除了卢梭或一些知名男性植物学之外，更多的植物学相关书籍或杂志由女性作家书写。她们尤其擅长科普或入门书籍写作，打造了以家庭氛围中母亲和孩子的对话展现植物学、或以姐妹间的书信体讲述植物学的独特科普模式。对于某些终身未嫁、独立生活的女性，或者和丈夫离异、又不得不抚养孩子成人的女性，植物学写作更成为了一项重要而稳定的经济来源。

在18世纪，英国公开从事写作的女性人数达到了历史新高。据估计，仅18世纪90年代，便有三四百位女性作家出版书籍，她们的作品包括宗教读物、论战文章、小说、儿童文学、戏曲和科普读物等。尽管题材看似丰富，但她们的写作主题仍受到当时性别意识形态的限制。为了被男性作家群体所接受，女性作家通常会专注于“专属女性的故事和体裁”，并在叙事中融入有教化意义的道德故事。

其中最为安全也最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的女性写作方式，便是以“母亲教育者”的身份说话。在当时，英国力图“为新的家庭模式塑造新的母亲形象，通过改造女性进而改造国家。”“母亲们”被提升到社会文化的优先位置，赋予了“教育者”的崇高地位。也正因此，植物学写作中母亲和孩子对话的形式才广为流行。母性和家庭意识议题为女性作家提供了社会、知识和经济上的来源，使她们得以在教育系统和公共领域发声，扮演更为重要的社会角色。

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这种氛围之下，女性得以从事植物学写作，是因为她们被排除在其他主题的写作之外。女性作为“母亲”获得的崇高地位，代价是她们作为“独立的精神个体”、“拥有性欲的爱情对象”的身份被全然忽视。

02

雌蕊和雄蕊：

被性别化塑造的植物学

与此同时，即便在植物学这样“适合美丽的女性”、“温和且优雅”的领域，针对女性的禁区和争议也无处不在。

植物学在英国的流行，要得益于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确立的人工分类系统。林奈的分类方法基于容易辨识的植物花部，即生殖器官。这种分类方法也被称为林奈性系统，将植物繁殖器官作为分类的核心标准，雄蕊（男性器官）的数目和比例为“纲”，雌蕊（女性器官）的数目和比例作为次级的“目”。基于花朵的特征，便能为植物找到所属。这种简单直观的方式大大降低了植物学爱好者观察花木的门槛。

但是基于雄蕊、雌蕊繁殖器官的分类方式，不免也为原本中立的植物学引入了无限的社会性别想象。尤其是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林奈，他在陈述观点、发表理论向来严谨认真，却对植物的性关系充满丰富的想象，甚至添枝加叶借此大肆渲染当时的性政治。在他口中，雄蕊正如人类男性性器官主动出击，而雌蕊就像人类女性性器官般被动接受。

纪录片《植物王国》剧照。

林奈性系统传入英国之后，英国植物学家兼诗人伊拉斯谟·达尔文（进化论奠基人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祖父）完美继承了这一理论，并创作了“臭名昭著”的诗歌《植物之爱》。这首诗除了进行植物学科普之外，更多的是唤起情爱的冲动。通过与人的类比，他把人类的性爱置换到植物世界，构想了“花花公子向美人们求爱并获得植物之爱”的情节，字里行间充满激情和性幻想。

尽管达尔文在《植物之爱》里无所顾忌地描写女性性行为，他的女性同行们却不敢效仿。在彼时的英国，仍有人认为传达甚至仅仅了解性知识都不符合女性道德规范，林奈将植物学与性联系在一起显然是别有用心。

牧师诗人理查德·波尔威尔用《无性的女人》一诗中谴责女性植物学爱好者是“新哲学里的堂·吉诃德”，女性作家更是在公然展示性欲，违背道德。他在诗中写道：

植物学让她们欣喜若狂，胸脯高耸，（她们）仍在摘取禁果，与夏娃母亲一起，惊叹于青春萌动的花儿的心跳，或者，毫不避讳植物的淫荡，解剖它被欲望玷污的器官，天真地凝视着挑逗的粉末。

因此，尽管林奈的性分类系统简单易懂、广为流行，英国出版社、教师、父母、译者都对他的学说保持高度警惕，并在如何翻译引进他的作品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植物园》扉页插图。

威廉·威瑟灵是林奈学说最早的英文翻译者之一，他主张翻译需要深入浅出、浅显易懂，让女性也可以愉快阅读。但是他所面对的女性读者，除了一般大众，还有自己的女儿，他该怎样处理书中性描写的内容？如何把握详细和生动的程度？该照本宣科呈送植物王国一夫多妻异花授粉的淫秽解释吗？在威瑟灵眼中，女性是（或应当是）谦逊纯洁的，将植物的性毫无顾忌暴露在她们眼前显然不妥。于是他将与性相关的术语和标题都翻译成英语，并回避了和性有关的一切词汇。在不了解林奈学说的读者看来，书中根本难以发现雌蕊和雄蕊所处的重要地位。

这种做法一方面让没有拉丁文阅读能力的女性植物学爱好者无法学习了解“真正的”林奈学说，另一方面即使熟悉林奈学说的女性植物学作家，在写作时也畏首畏尾，将自己束缚在有限的、被允许表达的领域。因此，不懂拉丁文或缺少古典教育的人（包含了大部分英国女性）便无法进入林奈植物学的核心领域。

当时著名的女性植物学家伊丽莎白·肯特在书中写道，“女孩们的博物学探究不被鼓励，甚至遭到禁止”：在她们年幼的时候，老师将天真和无知混为一谈，让她们远离书本，因为书本上的内容“要么令人反感，要么会激发女孩们喋喋不休地刨根问题……满足这种好奇心有害无益”；待她们长大一点，年轻女士们在面对科学术语和拉丁语的时候又畏首畏尾，因为她们“担心自己被冠上学究的可怕名号”。

直到19世纪20年代之后，植物学在更为专业的领域内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越来越多的植物学家摒弃了林奈基于植物繁殖器官的分类方法，而逐渐采用巴黎的裕苏与日内瓦的德堪多确立的“自然系统”分类法。讽刺的是，这种转变最先发生在能够阅读高水平期刊的群体中，在大众眼中，林奈植物学反而成为更适合提供给儿童、初学者和女性的入门学说。

围着林奈半身像的埃斯科拉庇俄斯、弗洛拉、赛瑞斯和丘比特。

03

当植物学发展为学科，

女性便难登大雅之堂

“英国漂亮的姑娘们激情满满地投身于植物学研究，这为她们自身赢得了最大的尊敬，也显著地提升了这门科学的声望，使其免遭责难。虽然她们未必在这门学科上有卓越的贡献，至少让它备受欢迎，成为一种时髦的潮流——尽管普遍认为女性不宜接受学术和专业训练，科学的这个分支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却得益于众多女性的参与，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女性与生俱来的宽容大度。”——查尔斯·阿博特，《贝德福德郡植物志》，1798

女性对植物学的宽容大度，并没有换来植物学对女性同等的接纳与欢迎。从1760年到1830年，性别化的植物学文化为女性敞开了大门，但在之后，同样的性别化观念却阻碍了她们继续参与植物学研究。她们先是被推了进去，紧接着又被赶了出来。

19世纪早期，科学文化内部开始出现分歧，大众和专家、普及与学术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剧。到了30年代，科学文化中与文雅礼仪和休闲娱乐联系在一起的活动不再受待见，社会转而支持“严肃、实用、非娱乐性的科学文化”。实用主义文化的代言人声称：“科学角色的职业化是政治需要，国家要扶持科学——不是因为它能培养文雅阶层或与高雅文化兼容，而是给公民社会带来物质上的实用意义。”

植物学教授约翰·林德利肖像，1848年。

这样一来，曾经为了培养 “更优雅的淑女、更成功的母亲”而向女性敞开的植物学大门便显得不合时宜。伦敦大学第一位植物学教授约翰·林德利在1829年发表就职演说时，明确表示，植物学在英国受到诋毁，重要性被严重低估，正是因为“它被当成女士们的娱乐活动，而不是思维严谨的男性的职业。”

林德利对“科学”和“文雅技能”的区分，触发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英国的一项变革，从此植物学成为“绅士学科”，开始了“去女性化”的历程。不少学科的历史都重复着19世纪植物学文化的模式：不同群体区分不同的学科实践方式、让专业研究者脱离业余爱好、划分参与者的层级、宣扬与水平层次适宜的言论，等等。

纪录片《植物王国》剧照。

精英们的自我认同和科学实践具有排他性，他们在妇女和植物学文化的历史叙事中气势汹汹，咄咄逼人。

男性的“专家文化”剥夺了更早期的女性情感和体验的权威价值。如书信体、对话体等“亲切的文体”，原本是女性作家最受推崇的写作模式，乃至公认范本，也曾在英国出版市场引领风潮，伴随成千上万英国儿童成长，为条件有限的植物学爱好者提供入门；如今却被斥责为过于“女子气”，难登大雅之堂，不适宜用来培养现在的男孩、未来的植物学家：“热衷于对话或书信体裁，都是那些对科学根本不懂又要去传播科学的人写的……好奇的人反感这种写法，被迫读这种模棱两可的玩意时，某个喋喋不休的老妇人或者卖弄学问的老处女便在虚构的通信里成了更权威的基础知识掌控者。”

在浪漫主义文化里，科学女性遭受非议；在科学文化中，女性又被排除在研究型植物园之外。

并不是没有女性植物学家采用严谨的科学研究方式、探索全新的植物学理论体系，阿格尼丝·伊比森就是其中极为出色的一位。她将观察和实验相结合，借助显微镜和解剖学研究植物。她也的确在植物生理学上有不少发现，并在各类科学杂志上先后发表50余篇文章，其中一些经由翻译发表在瑞士、法国和意大利的科学期刊上。1810年，《柯蒂斯植物学杂志》的主编以她的名字命名了海岸蜜茶树，并称赞她发表过几篇“非常有独创性和启发性的植物生理学论文”。

即便如此，伊比森的科研之路仍然困难重重，饱受男性权威们的冷眼和打压。她渴望自己的原创性研究能够得到认真对待、自己的主张能够为人所知，但是她上了年纪，远离大都市，没有正式的导师，因为女性身份更不能加入某个科学学会。她只能孤军奋战。

伊比森曾多次写信向爵士詹姆斯·史密斯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希望得到他的推荐和帮助，史密斯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忽视她的请求。当林德利撰写论文，讨论推荐一位法国植物学家的理论时，伊比森发现自己早在12年前就注意到了这位植物学家，并发现他的观点和自己有相似之处。对此，她感叹道：“理论提出者的名字多么容易让人产生偏见啊！”

花神弗洛拉装扮大地（出自《林奈性系统新图解》）。

感受在性别带来的区别对待，伊比森在给学术期刊投稿时，有意把名字化为所写，让对方误认为自己是位“先生”，直到第三次发表文章时才澄清这一错误。而在100年前的18世纪早期，是男性使用女性假名给《女士日志》投稿，普及数学知识。

事到如今，200年过去，女性科学家的境况看似有所改善，至少女性可以使用“严谨的科学写作方式”和男性在同一领域竞争，事实也证明，在职业和去女性化的科学文化中，让女性有机会以平等的方式参与主流科学也大有裨益。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认可由男性主导、由男性构建的科研体系，用男性模式去建构科学，让它远离家庭、母职和语境话的思考，以及其他被性别化为“女子气”的文化因素。

如此一来，女性不能以“女性”的身份、而只能以“中性”甚至“男性”身份参与在学术研究之中。

与此同时，曾经困扰、限制英国女性参与科学研究、获得科研成就的障碍也并未完全消失，仍在以某种隐蔽却有效的方式禁锢着女性。例如看似把女性提到社会文化的优先地位，提出“女性的堕落导致国家的堕落”；又比如用赞美和颂扬，把女性推入家务劳动和母职劳动的陷阱，随后又在法律上、经济上忽视此类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又或是根据这种社会现实造成的后果，反向推导出女性适合读文科、男性适合读理科的结论……

“花神的女儿”的历史仍在延续。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肖舒妍；编辑：走走；校对：张彦君。题图来自电影《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孩》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