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葛薇龙到二十多年前的小保姆｜异想天开的普通女人注定不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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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典型的老剧爱好者。别人都在追新番，而近两年，突发“怀旧癖”的我则把能想得起名儿来的老国产剧几乎重温了个遍。时光匆匆，我终究还是只能活在那个赋予我黄金底色的老时代里——万象更新、生龙活虎的90年代。

今天且从一部1999年的国产老剧说起——《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

那会儿的国产剧丝毫不悬浮、也不爱撒鸡血，还一点儿没犯“万事皆可谈恋爱”和“爽就完事儿了”的臭毛病，尤其是现代都市剧，是真的能紧握时代脉搏，拍出时代风浪下小老百姓平凡生活里的颠簸，既不脱离大背景，又不缺乏烟火气。

这部剧的大背景是下岗潮和市场化，具体来说就是：无业人员增加、社会求职需求骤增的同时，市场经济又催生出了很多新兴行业，但专业化和规范化程度尚有待完善，而保姆就是初露头的尖尖角之一。

彼时，一切才刚刚开始，用户需要适应，从业人员需要探索，彼此之间的相处需要磨合，面对新事物大家都有些慌张无措，这才有了连换二十八个保姆的状况百出。

总而言之，就是以夸张的方式讲身边事。

站在田家的角度，保姆换了又换，家里动不动鸡飞狗跳，当然是蛮闹心的，而站在看客的角度则是“只待好戏开演”，各路“牛鬼蛇神”依次登场，简直不要太热闹好伐！

剧中的二十八个保姆中，大部分都是来沪上务工的乡下妹。因为受旧观念的影响，当时很多人都不免将保姆等同于旧社会的佣人、觉得这是低贱的职业，加之工资也不算高（剧中的月薪在300左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两千），所以但凡有其他选择，都不会去从事这一行，这也导致了行业门槛普遍较低，小学毕业，不要紧，啥都不会，慢慢学。（唉，还没卷起来的年代真美好~）

如今的国剧荧屏，再难一次性看到这么多生动的农村女人了

那会儿虽然行业标准化程度不高，但阶层上升通道是宽松的，旧秩序被打破后，机遇与挑战并存，没见过大世面的乡下姑娘们也纷纷横冲直撞进了城，想在传说中来钱快的大城市分得一杯羹。

对于生活，她们各有各的盘算，有挣钱攒嫁妆的，有睁大眼睛钓上海本地金龟婿的，也有把自己当工具人给弟弟凑房子钱的，还有的，格局大点，一边打工一边考大学……这些都是比较普遍的想法，唯独有一个人比较不一样，她是来圆明星梦的。

这眼神，一些狡黠、一些坚定、一些狂妄

她叫马玉贞，来自上海松江，已婚未育，和其他外来妹相比，她家里的物质条件算好的，但她并不满足于此。

马姐爱好文艺，没事儿喜欢到文化馆唱唱歌，在当地小圈子里应该算比较突出的。她偷偷跑到上海市内当起了保姆，并特意选中了田教授的家，因为田教授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她想以之为跳板一跃成名。

为此，她任劳任怨地干活儿、处心积虑地讨好每一个人，好不容易争取来了接受田教授当场指导的机会，却因缺乏基础、不得其法而被劝退；又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在剧组面试的机会，又以浮夸的表现惊吓全场。

末了，圆梦计划行将破产的马玉贞竟然想到了以假怀孕要挟田教授给自己走后门的歪招，结果不仅未能如愿，还把自己辛辛苦苦攒来的好人缘也败掉了，可恨又可叹。

02

马玉贞的故事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不得志的“野心家女孩”——近期热度很高的《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这两个人虽然身份背景不同，但相似点还是蛮多的：

都有野心，怀有不太切实际的愿望；

都有种孤注一掷的狠劲；

都想求助于某个关系并不亲密的大boss，最后又都以失败告终，一个被打回了原形，一个滑入了深渊。

果真，野心勃勃的女人更容易遭受不幸？

反正艺术作品告诉我们：是的。除了这两位外，有以上共性的其他人，结局也都好不到哪儿：包法利夫人死了、喜宝抑郁了、郝丽不知所踪了、王彩玲被迫接受“平平淡淡才是真”了，那些异想天开的彩色泡泡——去巴黎、去北京、唱歌剧、谈恋爱、当明星……都无一例外地全军覆没了。

道德卫士告诫大家：“你看，做人还是应该本分一点吧？马玉贞应该老老实实回家种田，葛薇龙，要么老老实实回上海嫁人，要么就去勤勤恳恳当教员靠双手谋生，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儿，才华配不上野心就不要瞎折腾。”

这种居高临下的口吻，也说不上是在打预防针，还是在幸灾乐祸。

不过有一说一，喜欢异想天开的女人确实容易饱尝更多的艰辛，她会因为太过专注于想象的缤纷而忽略现实的琐碎，她会因为活在一个超现实、不被他人理解的次元而倍感孤独，她还要不止一次地去体尝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况且，传统的社会规训是不鼓励女性强出头的——“女孩子嘛，打扮得漂漂亮亮、做一份稳定安逸的工作不就好了？”“吃喝不愁，家庭幸福，就应该知足喽！”一个女人一旦想要踮起脚尖多要一点，她就会感受到成倍的阻力。

但异想天开有什么错呢？纵观历史，那些发明和变革不正是开始于一个狂妄的想法么？从某种程度来说，不安于现状的人反倒是拥有做大事的潜质。

以及，一旦欲望的小火苗开始往上蹿，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掐灭的。强力压制怕是会导致另一种悲剧的发生。就像萧红的小说《小城三月》里的翠姨，一个没念过书但被新文化光芒照耀过的年轻女孩，中意“在大地方读过书”的进步青年，却被许配给了“穿一身蓝布旗袍子”的乡下人，她不愿嫁，很快积郁成疾，病死了。

野心、向往被勾了起来，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是对当事人极大的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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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天性不行，憋着也不成，那怎么办？就真的是注定不幸啦？

还是有扭转的可能的。

先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她们的野心从何而来？

答：主要来源于现实的荒芜和改变可能性的微乎其微。

她们并非无路可走，但那些路了无生气、缺乏吸引力。偏偏她们又瞥见了一些美好，不忍转身离去，比如，马玉贞从电视里看到了大明星，葛薇龙求学两年，见识过了香港的繁华。加之她们还都有一些飘渺的优越感，诸如年轻、漂亮、心灵手巧、一点艺术小天赋，自认配得上更好的，因此才妄图在不可能里捞到一线生机。

都说贫穷限制了想象力，不然，最能限制人想象力的是舒适，匮乏感反倒能给飞舞的想象力打开天窗，最喜欢异想天开的从来都是那些一无所有但心比天高的人。

第二，她们的才华为什么撑不起野心？

所谓才华，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需要开发、需要培育，就连脚踏实地也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成本铺路，歌里唱“有梦想谁都了不起”，但实现梦想，需要有他者搭建的阶梯。

如果葛薇龙能够在学校里学到些实际的本领，找到自己的理想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她的人生剧本会不会是另一种走向？

如果马玉贞能够得到家里人的支持去报考专业院校学表演，她的浮夸式表演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些修正？她是不是能够多一些对专业的敬畏，是不是也就不必在有限时间内用非常手段谋求一个让所有人闭嘴的结果？

关键不在于怎么想，而在于那些异想天开有多少落地的可能。现代的女性可以更幸福，并不是因为她们变得更加本分，而是因为她们生活的边界被拓宽了，拥有了更多探索、追逐和享乐的空间。

在这其中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论贫穷还是富有，到了一定年龄都有学上，是现代女性最大的幸运。

教育可以用知识的丰富对冲现实的单一乏味，还可以为梦想的实现搭建一座实实在在的长梯，它可以规整丰沛的精力，也可以突破当下的局限。

当然了，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质量不同，对受教育者产生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别。

比如华坪女高的张桂梅校长就特别反对她的学生毕业后当全职太太，有人说她这是小题大做，但我觉得她坚守的是原则性问题，事关教育本质：读书是贫家女子改变命运、自我实现的绳索，还是仅仅作为一份好看的嫁妆交换名分与安逸。

再比如教育内容，是与时俱进还是故步自封，是教人解决问题还是让人自我麻痹，那差别可大了。

包法利夫人之所以那么喜欢通过出轨谈恋爱去抵达心中的理想之巅，因为她打小的启蒙读物是各种浪漫的爱情小说，小说家们编织的瑰丽谎言构筑了她对美好生活的基本想象，她必须要从恋爱中的情绪张力中汲取养分来对抗现实的种种。试想，早年间，她要是学点数理化、读点鲁迅张爱玲、在体育运动中感受下团体合作的战友情，之后的路会不会走得不那么偏执？

所以各位家长，有比学区房更重要的东西啊！各位美眉，玛丽苏什么的还是少看为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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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外，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比如努力的边际效应够不够大，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不是不至于太狭窄。

以及，生活圈里的“含爱量”有多高，毕竟，爱才是驯服欲望的最有力武器。

反观那些遭遇不幸的“狂妄女人”，不论是马玉贞葛薇龙，还是王彩玲包法利夫人，自始至终，她们都孤立无援，亲朋好友不理解她们，也从未有人真心地给予过支持。她们一边做着白日梦，一边怀着些许耻感，因为似乎身边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这点欲望丑陋且可笑。她们的种种努力实则大部分用于对抗而非建设。

异想天开的普通女人注定惨兮兮，是一种女性个体力量发展受阻的寓言，一桩桩悲剧与闹剧的背后，有个体的局限，更有时代的局限。所以这不是真理，而是一种阶段性的现状。

相信随着时代车轮向前推进，新的可能性会层出不穷。80年前的葛薇龙倒下了，20年前的马玉贞被打败了，但她们还活在人群中，曾经的结局不是终极答案。